《刑警队长逃亡日记》中的河南省潢川县刑警队的电话
《刑警队长逃亡日记》大家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了，作者为河南省潢川县刑警队队长阳晓东，因揭发县里一些人的贪污丑行被关押，后逃跑，这是他在亡命开涯的路上写的日志。我开始不信有此事，打电话到河南省潢川县刑警队说我知道他的躲藏地点，对方是一男的，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兴奋，我叫他拿好纸笔，他照做了，我说地点是河南省潢川县您妈的床上，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真开心，大家都去像我这样打电话气气他们，我们不能为英雄提供更多的支持，声援一下总可以吧。不要用手机或家里的，单位的电话，要用公用电话，而且得是远离单位和家里的地方，打完就走。电话：0376-39826000
万维争鸣：中国警察到了最黑暗的时候
万维读者网 作者: 傅芮岚 2008-09-04 08:00:22
万维记者傅芮岚评论文章：8月1日，北京小伙杨佳，闯入上海警察局，刀挑十名警察，六死四伤，手段残忍，成为轰动一时的“袭警案”；天下舆论，罕有谴责杨佳暴行，反而众口一辞，同情杨佳遭遇，痛恨警察恶行。中国警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已经完全堕落为戴着国徽的黑社会。
无独有偶，国内网络近日广泛流传的“刑警队长逃亡日记”，则从中国警方的内部人员，一个刑警队长的遭遇，坐实了中国警方已经实实在在的堕落为“黑社会”。
8月中下旬，中国互联网迅速流传一篇爆炸性的帖子《被追杀的刑警队长逃亡日记》，作者自我介绍自己为河南省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阳晓东，因反对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贪污腐败、勾结黑社会等违法犯罪行为，而被警方抓捕双规，逃出监控之后却遭黑白两道的追杀，而亡命天涯的日记。
从八月中旬这篇反腐败的逃亡日记出现在互联网上，屡经蒙难，被敏感的网络金盾工程四处删除，然而，无数的互联网民众与官方的言论扼杀打起了游击战争，他们四处张贴、传播这篇震惊的消息，并把遭遇追杀的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阳晓东推崇为“中国蓝博”，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相信这个帖子的真实性，因为他们共同感受到了中国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的黑暗。
9月初，经过百万中国网民的游击战争，这篇帖子终于引发大型媒体和新闻网站的关注，新华网、凤凰网都对这件网络最火爆的帖子作了报道，国内的平面媒体也对此件新闻进行了评论。这个警方最丑陋的新闻，终于逃出了警方（公安部金盾工程）所能控制的渠道，变成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必须直面解决的、棘手的、具有重大社会反响的案件。
《刑警队长逃亡日记》经媒体曝光之后，迅速延烧海外，著名的《时代周刊》记者已经把这件惊险离奇的警察故事，用英文发布在时代周刊网站的中国博克上，其他媒体也会在近几日曝光这起中国警察的巨大丑闻。(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刑警队长阳晓东的逃亡历程，直追好莱坞大片的惊险刺激，然而它确是中国无情的现实：中国警察到了最黑暗的时候。中国的改革，最大的失误之一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没有能够配合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贪污、腐败、黑社会化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
早年，中国民间有一句据称源自于邓小平的讲话：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从1989年青年学生喊出“反腐败“的口号，却遭到坦克车的镇压之后，中国的腐败格局高歌猛进，增长势头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曾经高调祭出 “100口棺材”来表明中共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然而10年来，中国的腐败已经把中国社会逼向爆炸的前夜、只欠陈胜、吴广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了。(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的公安系统，作为中国政府的专政暴力工具，在完成正常的社会治安工作之外，也是中共政治镇压异议分子的暴力工具，多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放纵和倚重之下，无法无天、欺压良民、黑白勾结，与中国臭名昭著的城管，一起成为中国最黑暗的行政部门。
从杨佳袭击上海警察局，赢得民间的喝彩，到广大的互联网民，用游击战争顶起《刑警队长逃亡日记》，证明了中国社会的民意所在、民心所向：中国到了大规模清洗整顿中国警察的时候了，黑警不除，腐败不除，中国离亡国就不会太远了。
(本文仅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万维专稿：胆敢罢免村官？奥运后没好下场
(2008-09-03 11:23:49)
万维专稿：专家认为美国股市恐再跌5-10%
（转）刑警队长逃亡日记（全）8.26---8.11 (2008-08-26 12: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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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尊敬的百度新闻网，我是河南省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阳晓东。2008年3月份以来，我先后以《警徽下的罪恶》和《一个全国先进公安局的锐变》两文揭露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邬晓辉的违法犯罪及潢川县公安局的多起渎职犯罪，这两文我都是署真名给河南省纪委、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县委书记焦豫汝、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市纪委、公安部反映过，领导的批示都陆续转到信阳市公安局纪委，4月31号信阳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胡永斌等调查人员到潢川县调查，5月7号就查明了邬晓辉私开赌场，暴力阻碍派出所干警执法一案，但调查组突然中断调查，并给我答复“领导安排暂时不查其他案件。”随后，我举报的多起案件被泄密。由于我举报的案件涉及黑恶势力，涉及地方公安机关弄虚作假贪污国家财政经费以及多起骇人听闻的渎职犯罪遭到了被举报人邬晓辉、涉案的公安机关、被举报的黑恶势力的疯狂的打击报复：“黑道”上匿名电话威胁；“白道”上邬晓辉更是利用侦查权对我手机、住宅及社会关系实施监控，同时又找说客谈条件：“只要不继续告可以给50万元”，期间邬晓辉更是利用金钱和多种社会关系摆平了各级领导的批示。直至现在，邬晓辉及涉案的黑恶势力成员都没有得到处理。信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洪卫亲口给我说：“阳队长，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不是我们不查，有难言之隐。”然而，从理论上讲，《宪法》、《刑法》、《刑诉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公民和党员的举报及权利的保障都有明确规定，但是公然违反法律；公然挑战正在进步中的中国民主与法治；公开的疯狂地打击报复；公开的使用法西斯手段都在阳光下发生了！7月25日夜11时许，潢川县公安局局长润道宏通知我到党委会议室谈话，我如约到达了党委会议室，时有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胡永斌、市纪委一室工作人员周启新，他们佯装询问我举报一事，突然涌进10余名武警，10余名市局派来的警察将我团团围住，随即周启新便说代表市纪委对我“双规”,所使用的手续为潢川县纪委双规决定书，我当即严斥：“一、这是打击报复举报人，有悖法律；二、凭什么事实对我双规！”市纪委周启新竟然说：“我们以后让事实说话”、“我们有领导签字”，周还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举报人，我没看到材料，市公安局纪委也没有给我介绍过。”由于是莫须有，我拒绝在双规决定书上签字，并拒绝配合双规措施，他们把我拖进一辆大巴里秘密从潢川县公安局抓走。由于这次迫害明显是以夺取我的生命，对我封口而来的，因此我选择了必须逃亡。8月1号我从双规关押地逃走，8月2号潢川县公安局非法将我通缉上网，8月3号以来潢川县黑恶势力经邬晓辉安排已派二批杀手赴上海、北京等地寻机对我暗杀，我的生命安全已处在极度危险之中。为唤起警察的良心，为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我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同时我将举报信原文及逃亡日记在网上发布，一旦遭遇不测也可作为证据使用。我更相信千百万网友的声音可以呐喊出正义、公平、民主和进步，可以震慑贪、腐，让我们共勉吧！
7月26日下午六时凌晨1时我被信阳市纪委，信阳市公安局纪委周启新、胡永斌等人以双规之名带到这里来了。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但从时间上可以估计路程离潢川县三小时左右。这里是山区，象是一个度假村，整幢楼都被包下了，我被关押在一楼最里边的116房间，看护我的是十余个武警，带队的军官叫薛书辉，“双规”派军人看护我也是亲身体会才知道。我身上所有物品，包括皮带都被搜去，房间大约有十余平米，每班由三个武警看护，六个小时一换班，床前一个武警，门前一个武警，窗前一个武警，可谓戒备森严，全屋有一个立式台灯约15瓦闪着昏沉的黄光，窗帘紧拉，外面的空气都很难进来，没有一个武警敢和我讲话，看来是有安排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神秘、恐怖、寂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夏日蝉鸣声。白天与黑夜已很难分辨了，开饭时间也不固定，饭都是从门缝里传进来的，没有热水，今天也没有提供洗漱用品，身上汗气袭人。我在思考：“双规”措施已胜过监狱，在这里一切人身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或许对一个违纪的共产党员？！或许对一个举报人这样大行法西斯手段？！或许我向党内揭发违法犯罪触犯了某些潜规则了吗？！时间没分钟都显得那样慢，空气始终是那样让人窒息，我想起了《红岩》里的渣滓洞。我向武警提出能否放风几分钟，经他们请示后没有得到批准。不知是什么时间，信阳市纪委周启新带着一个自称姓徐的工作人员来到房间，从他们讲话中我知道应是26号下午四点左右了，他们提出让我在双规决定书上签字，我仍然坚持没有事实依据拒签。我同时对市纪委写了几条书面要求：①要求市纪委拿出双规我的事实或理由②要求信阳市公安局纪委、潢川县公安局、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邬晓辉等被举报的单位和个人应立即回避对我的调查③要求市纪委和市检察院作为办案单位主办或主导调查④要求对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邬晓辉立案并停职接受调查⑤要求见检查机关领导⑥要求提供生活用品。周启新主任答复将此书面要求提交市纪委研究后结果再通知我。我原想正常的询问工作应该开始，周启新主任说：“你可安心的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我们现在也没掌握什么情况可以问你的，等调查结果再说吧。”看来他们就是凭莫须有，对一个举报人，对一个没有任何违纪事实的中共党员就这样轻而易举的限制人身自由，令我震惊和愤怒，打击报复举报人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着！是苍天没睁眼，还是市县两级党委没睁眼，我很绝望，我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作为一个举报人我的信仰和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我想起《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活着，还是死去？！”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中。7月27日漫漫长夜在武警的换班声音中过去了，我知道我又迎来了7月27号的一天，仍然没有热水，仍然无人询问，仍然没有生活用品，这种环境很能消磨人的意志或者作为折磨人的手段。我思考着我的警察生涯，我思考着我的家庭为着我这职业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同时，我思考着我有过错亦或犯罪？我于1982年入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我也从一个年轻警员成长为一名刑警队长；我曾徒手攀越五层高楼从手持炸药的杀人犯手中解救出人质；我曾在天山脚国界边生擒持枪歹徒；我在汹涌的洪水中抢救出战友的生命；我在熊熊烈火中抢出将燃的煤气罐，斗争磨炼出来的骁勇与策略令潢川县黑道胆寒，我出生入死的表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回报，两次荣立二等功；六次荣立三等功；获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信阳市人民好卫士多种荣誉称号。为此，我的家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年来和犯罪打交道犯罪分子对我恨之入骨，为了安全我把小孩送到外省去读书隐姓埋名，我妻子上班都经常变换路线，我忘不了我每次外出执行公务，我年迈的白发苍苍的父亲都手扶门框目送我不肯离去，二十多年来每个除夕我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在我的亲人朋友中间很多人认为我已是人性扭曲的人了！工作、工作、再工作，我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结都是以牺牲正常人的人性作为代价的，这些年来，我已无暇顾及家事，更没享受最起码的人伦之乐，终于，在我一次解救人质现场无法接听电话时，我犯有严重心脏病的老父亲手拿着求救电话拨打我的手机未通时与世长辞！我是真的不孝啊！要说犯罪，对于我的家庭、孩子、老人我是犯了不孝的弥天大罪！我试问：我还要付出多少代价？！我突然想到老舍先生《我的这一生》……今天，我写一首诗给妻子：爱妻别害怕就当我又在执行一次任务的途中当然对手更凶残更狡猾而且披着党的外衣爱妻别流泪就当我太疲倦了想睡一会当然这次是睡在恶魔的刀刃上爱妻别忧愁相信真理还在即使能用我的鲜血溅起一朵正义的浪花爱妻要坚强去告诉亲人去告诉朋友去告诉人民去呐喊吧让他（她）们知道河南省有个警察叫阳晓东可能变成2008年的张志新7月28号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伴着办案人员甩扑克的吆喊声我也一夜未入睡。仍然没有热水，没有洗漱用品，被褥散发着汗臭味，武警按时来换班了，今天早晨似乎量大了点。仍无人询问，想来这次打击报复举报人准备得不是很充分。每天大约有16名人员出入这里，有一辆豫S2729的车也出现在了窗前，今天，武警破例把窗帘拉开了，我终于可以看到外面雨后的蓝天，我好像感觉新鲜的空气已沁入我肺腑，我渴望着自由，我思念着亲人，我想着刚作过癌症手术的老母亲身体康复了吗？刚作过心脏手术的岳父还危险吗？家里两个危重老人令我心忧，繁重的家事爱妻你能担得起吗？你们的安全有保证吗？我十分心焦！7月29号今天全天仍无人询问，看来他们是准备长期对我软禁，仍未供应热水，看来每天只有在进餐上补充水了，胡子长的很长了，形象已象个老共产党员了。怎么办?就这样毫无声息让他们囚禁在这里任意编织罪名？不！绝不！！侮辱和伤害定要清算！记得有篇作品这样讲到：“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愤怒，当这种愤怒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爆发。”我选择的是爆发，哪怕付出生命。我们的尊严，人的尊严绝不允许用任何理由和借口去践踏，他们可以囚禁着我的肉体但囚禁不了我的思想，正义并未在阴阳两界之间，而在于我们讲不讲真话，潢川县公安局弄虚作假骗取巨额办公经费，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邬晓辉的违法犯罪必须得到法律的追究。7月30号今天仍无人询问，也是我被囚禁第140多小时了，仍未提供热水，家人送来的换洗服也未提供给我，这种变相的心理和肉体的折磨方式是看不见的血刃。我要求见检察院官员的要求仍未落实，可以看出违反司法程序办案，利用双规来限制人身自由是为编织罪名提供时间。一个被举报的公安局副局长怎么如此大的能力摆平省、市、县三级党组织？6月13号我即到省纪委信访窗口递交了《一个全国先进公安局的锐变》揭露了邬晓辉等多起违法犯罪，省纪委接待窗口张女士说正在办理中，怎么办到举报人的头上来了呢？！省纪委也被邬晓辉摆平了吗？！如果真有如此黑暗只有到北京告了。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上访人员如此之多；老百姓告状怎么如此之难；一个已被查实违法个案的县级公安局副局长用什么样方法摆平省、市、县三级纪检部门；又怎能利用国家的权利，党的权利把举报人囚禁起来？！我的心在滴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7月31号今天是我被非法囚禁的第160多个小时了，仍然无人询问，这不是在办案，这是在非法关押，我决定逃出去，我觉得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要相信人民，相信通过媒体，网络公开这个发生在民主进步、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土地上的打击报复案件；呼吁正义的人们来关注，关注一下我微弱的声音，关注一下我受苦受难的家人，如果当我迫害致死的话，人民，您们是最有力的证人和复仇者！8月1号我决定今天逃离此地，逃离这非法囚禁之地。凌晨六时许，武警按时换岗了，转晴的天已经从窗帘上透出光来，换岗的三个武警分别在窗前、床前、门前的椅子上打瞌睡，因为准备逃离前夜我是和衣入睡的，我从床上起来了，鞋子在前夜也已穿在脚上，我通过攀越打开的衣柜作支撑从武警的头上跃过轻轻落在门前，我终于触到了这个陪伴我160多小时门锁手柄！打开它，还犹豫什么，将真相告诉人们的第一关就是打开这道门锁！8月1号凌晨6时20分左右，我从这间门号为116房的囚室里出来了，我看清了钥匙牌上写着“银杏花园”。6时左右，我顺利的打开第二道楼门锁后看见玻璃大门上挂牌写着：“此楼已包，谢绝入住”字样。我逃出来了。我扑向楼后的大山，我狂奔着，全然不顾荆棘将我满脸刺伤流血，我穿过一个又一个湖泊，攀过一座又一座山峦，专利和自由离我们是这样近又是这么远。没有时间，没有证件，没有食物，没有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逃离，就是奔向北京找中纪委，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这样，我在丛林里艰难的前进着，渐渐地听不到任何声音，密林深处分外寂静，数小时的奔走应该是进入大别山了。四十度的高温，十余小时没有饮水，我正处于半脱水状态，我鼓励自己坚持找到水源，找到饮用水源就是丛林里生存的第一步。我继续朝大山深处攀援前进，我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了，我在岩石和丛林里攀爬着前进。太阳悄悄隐去，夜幕降临了，突然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奔去，十几米处一潭碧水静静的躺在那里，溢出的水正缓缓流到小溪去，我跳进水里尽情的喝饮着，全然不顾溅起的泥沙，就一口气喝个饱！我这时才发现浑身多出伤口都在流着血，我痛苦着，嚎叫着，大山深处回应着我凄惨的，狼一样的嚎声，我在想：朗朗乾坤怎么容不得一个讲真话的警察，我是在逃避谁的追杀和陷害，什么是政治？什么是讲政治？什么是法律？谁可以超越法律？入夜，山风袭来一阵阵凉意，雨点也随风飘洒着下了起来，我静静地躺在岩石上一动不动，我已经30多小时没有吃到饭了，我身上仅有的205元钱被市纪委的同志搜去了。况且，这大山深处漆黑的夜是无法走出去的，我就这样坚持着，饿得太难受了我就喝点泉水，我想，我得坚持到天亮，我得活着。8月2号鸟儿的叫声把几乎昏迷的我唤醒，初生阳光透过树林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慢慢地在岩石上撑起身躯，才发现衣服都被挂破了，伤痕累累，我需要食物！我采摘山上的野果充饥，继续向山里前进，到了中午我终因体力透支太大昏迷在下山的路上，当我醒来时已经被一个男青年背到他家门前，从他操着湖北口音来看，我已经出河南地界了。这是一个回家度假的大学生，他留我在他家吃饭，并拿出电脑让我使用，我告诉大学生我的真实遭遇，我感谢他救了我。由于得到了休息，我的体力得到了恢复，这名热情的大学生又骑摩托车送我上了107国道并借给我二百元钱供我坐车使用。8月3日8月3号上午我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即先到派出所查公安网，我的预料没有错，他们丧心病狂地把我通缉上网，为的是挡住我到北京控告的路。同时得悉，8月3号下午3点，被举报人邬晓辉和市局纪委副书记胡家斌在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主持了一个动员揭发我的大会，大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只要你们能揭发出阳晓东的违法违纪，你们1万元以下的事可以不移送司法机关。在没有举报没有控告的情况下，以组织名义，以命令方式，教唆诱导干警对我诬陷，这种极端扭曲且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发生的事，而今天却真实的发生在潢川县公安局。党纪何在？法治何在？人权何在？！为了不让我控告，他们意欲置我于死地。我的安全已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了。我要继续逃亡！我要陆续把真相告诉世人！
2008年8月4日我几乎一整天没有找到食物了。湖北大学生送给我的钱刚够买一张到XX城市的车票。连日的奔波，精神和体能的透支加上伤病,随时威胁着我的健康。破裂的伤口已并发炎症，我从都市繁华街道的橱窗镜子里看到自己衣着褴褛，头发凌乱，满脸黑厚灰尘，也只有从那一双仇恨、喷火的双眼还可以看到昔日的刑警队长——一个因举报基层公安机关和公安局副局长违法犯罪而被迫逃亡的人民警察阳晓东。我默默的盯住那橱镜里的身影，我突然看到：一个正在警徽下宣誓的入警的青春少年；一个正在党旗下宣誓的浴血刑警；我在想：怎样做才应该是祖国人民的卫士？为什么当我捍卫法律的平等、公平和正义的时候变的这样脆弱、渺小和无奈？是什么手段可以使一个无辜的人民警察变成逃亡者？是什么手段可以使一个举报人一夜之间变成罪犯？今年3月份以来市、县及有关职能部门领导接待我举报时，都信誓旦旦、斩钉截铁的说：“你等着，我们立即组织调查严肃查处。”被举报人和被举报的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几个月来没有受到调查更没有得到处理。我等来的是以组织名义对我的残酷迫害。我应该相信谁？！请告诉我，我善良的父老乡亲！我淳朴憨厚的战友？！都市的喧嚣我似乎一点听不见了，高温和饥饿使我一阵眩晕，溃脓的伤口发出一阵阵疼痛。我急需要水、食物和药。当然，一个烧饼或者能给亲人打通一个电话也好啊！但是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超市和商场是不允许乞讨者入内的。我在保安连声的责骂下仍然停留在超市门前不走，我只想从超市门内溢出的冷气降一下体温，我实在太热、太疲倦了。突然，两个保安将我架起重重的摔倒在人行道上，路人睥睨的看着我，晒的发烫的地砖灼着我的伤口，我匍匐在我的共和国的土地上，我的泪流在这座我熟悉的城市里。我倦曲着身体想努力站起来。我想，即是如此，我仍要保持一个有尊严的人。泪水流过满是灰尘的脸颊，流进我干裂的嘴唇，面对命运的骤变，我思索着一个问题：我究竟为什么要逃亡？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我很自信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保护一个举报人。因为，我们很难从理论上、制度上找出一个理由来公开打击报复举报人，更多的是从法律上，从《党章》《宪法》里看到对公民对党员的权利保障。同时，从中共十七大提倡的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看到的是日趋健全的民主法制；我一直认为，公民或者党员在党内进行举报就是对法律制度对党的最大信任！但是，挑战法律制度和党纪的案件还是发生着。不同的是，发生在河南省潢川县公安局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凸显的残酷、恐怖、兽性和违法令人震惊！它的残酷表现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动用军队对一个举报人进行关押；它的恐怖性表现在：调查方法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调查的手段更是在中国法制史留下肮脏的一笔：信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姚炳育（主管刑侦工作）和被举报人邬晓辉于8月3号公开主持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全体会议，对70多名刑警搞人人过关，会上许诺：只要谁能对阳晓东进行揭发，即使本人有违法犯罪也不受追究；命令、教唆和煽动民警作假证，更为严重的是，信阳市公安局参与调查的领导，拿着提前写好的假材料，单独把民警传讯到潢川县黄都宾馆，勒逼在材料上按手印！这种法西斯手段在共产党领导下公安机关发生，它在群众中、民警中的恶劣影响已远远超过案件本身，因此，我称它为恐怖！它的兽性表现在：他们对我的家人进行威胁恐吓，他们不顾我家里两位80多岁的危重病人，对并非是我住宅的地方抄家、搜查，致使我刚作过癌症手术的老母亲生命垂危！它的违法性表现在：他们利用我打击处理过的犯罪人员、服刑人员对我作假证；被举报人邬晓辉可以亲自组织调查，并私自存档。由被举报人组织调查举报人是信阳市公安局的一大创新！邬晓辉怎样用重金摆平信阳市公安局的？邬晓辉所用的巨额贿金是从哪里得到的？为什么我实名举报到省纪委，市纪委和省市有关领导的材料及领导批示都被棚架？为什么被举报人邬晓辉可以调动市纪委，、市公安局对他进行庇护外还可以直接对我打击报复？这些就是我逃亡的原因。都市的夜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里隐去，我踽踽独行在可以免费进入的公园里。我在寻找白天游玩的人们扔掉的矿泉水或者其它食物。一个垃圾桶，又一个垃圾桶，我记不清我扒过多少垃圾桶，我噙着泪吞下满是灰尘的火腿肠、面包块，我咽着泪水喝下那一小口、一小口残剩的饮料。我要先活着。我要寻找到这个城市里我的警察朋友！我要回忆起那个电话号码，我要乞讨几元钱来打通这个电话。2008年8月5号我一生中最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昨天在公园门前乞讨的19元钱了.我不知道这种最原始,最卑微的生存方式对我今后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每当一元硬币从那些善良人的手中落在我面前水泥地上蹦达着发出清脆的声音时,是否在叩响我精神财富的大门,但是我清楚的知道,当我选择信仰、良心、道义和责任的时候，屈辱、贫困、威胁和追杀已算不了什么了，生命的可贵在于思想，而这种思想的可贵恰恰就是出于平凡的人、平凡的警察、平凡的良心、平凡的人性和不平凡的牺牲。我想起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句名言：“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我把这种真话给河南省纪委、信阳市纪委讲了，看来更多的是应该讲给人民听。我紧紧地把16个硬币和3张纸币攥在手心里，我不能用这个钱来买食物，因为我必须在十几个相似的电话号码中试拨朋友的电话。8月5号凌晨1时许，当我还剩两元钱时终于拨对了朋友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哽咽的说我到了这个城市，急需他来接我时，我竟说不清我在哪个位置。他是一位善良、正直、很有涵养的警察，当他开车带着妻子见到我这般模样时久久说不出话来。我把我真实的遭遇都告诉朋友了，我需要他的观点和帮助。警察与警察的对话，明显带有很强的职业性，他果断地说道：“你应该到中纪委、河南省纪委控诉，不管现在情况怎样，你应先到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去。”我很赞同他的观点，我告诉他我决定回去。细心的朋友为了安全把我安排在一个机关招待所，叫来他当医生的妹妹为我作了检查，买来了食物和生活用品，并为我买来衣服、鞋子。这时，我告诉朋友说：“我现在最需要一样东西，当然也是最危险的。”朋友说：“我已给你准备好。”说着，从手包里拿出一部手机；“卡已装好，你注意使用”，他用手扶了扶眼镜，声色不动又拿出装有一沓钱的信封给我：“不管怎样你都要多保重。”十几天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和委屈此时此刻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奔涌而出……异乡的朋友如此情义让我来日再谢您！8月5号下午,我乘坐凌晨可以到达潢川的车.我决定就近到潢川县人民检察院去。2008年8月6号到了,到了潢川。我的家乡，为何只有十几天却如同数年？怎么连空气都如此珍贵、如此甜美！我自信的法律公正能实现吗？凌晨时分检察院有人值班吗？我是如此地渴望着自由，渴望回到我工作的地方，回到我的家！我在想着组织会如同母亲那样对待归来的孩子；我在想我出走的过错会得到原谅……我想错了。在我眼前的一幕一幕令我惊愕和绝望！潢川县公安局大门紧锁。荷枪实弹的武警守卫森严，岗哨林立，为防爆炸的消防车赫然停在门前，主要的街口、路口都有警车设卡，连我母亲的家门前也停着警车！职业的本能告诉我，这种安排是寻机找借口借用国家权利和武力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对一个举报人如此地恐惧和心虚？为什么动用数百名警力和武器装备如临大敌？准备保卫谁？又准备消灭谁？难道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刑警必欲杀之吗？！难道连我那八十多岁的老母也不放过吗？！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不能容我，还是那些假法律之名对一个曾为祖国出生入死奋斗一生的警察进行疯狂迫害道貌岸然的奸贼！我的心痛在于：虎毒尚有舔犊之情啊！远望着壁垒森严的铁门，我怅然离去。我蹒跚着步履，不停的回望着我生活战斗的地方，悲凉和绝望如箭穿心！我只有走了，但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我仿佛从深深的夜幕里看到列队走来的我的战友：给亲爱的战友亲爱的战友，、我们曾，风霜血雨共渡。也曾面对持刀持枪的凶顽，把防弹背心让出……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辉映着你我的青春年华，和那些无悔的汗水、泪水。亲爱的战友，记得吗：在凌晨、在子夜、在寒冬、在炎夏，你我的电话，穿越着时空季节，在呼叫、在出警、在不分任何时间的现场；多少次，冲锋在生命的激流……在忠诚下面，凝结着我们兄弟般的情谊和不屈不挠的奋斗。亲爱的战友，你准备好了吗？当你把枪口瞄准我的时候，你即使不扣动扳机，但我的心，已经在流着血……因为，我知道，罪名是莫须有。亲爱的战友，你准备好了吗？当我倒在你的枪下时，你就当是你的队长在配合你又完成了一次任务。这次任务，就是我们共同对那些无视民主与法治的贪官们一次血泪控诉！亲爱的战友，你们还会想我吗？你不要回答，但我，日夜思念着我的警队我生死与共的战友。即使，我长眠在九泉，那袅袅升起的一缕忠魂，也会向你日夜倾诉着我的冤愁。亲爱的战友，请你拉住我的手，不要松开，我是那样的孤单无助。为什么，我听不见你问候的声音？看不到，你拔剑在手？是否你还能悄悄的去，告诉我家中的老母，就说，我在任务的归途；告诉我孤寂的妻子，就说，我还活着。亲爱的战友，请你拉住我的手，我拉住你的手，和正义、和良心、和170万共和国平凡的警察，手拉着手，让我们共同传递着，公正、人性、法治的力量；让我们，挺起做人的脊梁骨！
2008年8月7日夜色如墨，我跌跌撞撞在山丘里的坟茔间奔爬着，我孤独愤怒的心狂跳着。重重围困、步步逼杀，仿佛我失去了在活人世界里的自由空间。除了扼杀一个中共党员的政治生命以外，他们仍不放过一个共和国公民的人身权、举报权。黎明前的墓地伴着一、二声乌鸦的叫声，寂静、凄凉。凭着记忆，我摸到了父亲的墓碑前，我抚摸着墓碑，任凭泪水潜然。已不能见到亲人、朋友、同事。我还能向谁倾诉呢，我只有在这恍如灵界的空间里向逝去的您诉说：您和母亲都是大军南下的转业军人，您也把我带到了这异乡的土地上。你帮助我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您告诉我：和平时代最具正义和牺牲的应该是警察。你是那样的支持我。记得：每当大案在即，每当我要远行的时候，您总是坚持送送我。你一手住着拐棍，一手扶着院门久久目送着我不肯离去。深秋的风吹动着您的白发，枯叶在你脚下卷动着，您挥着手，挥着手不让我再回头看看您……父亲，您为什么都不肯说出来：“孩子，常回家看看我！”您的身体越来越差了，而我因为这职业回家越来越少了。20多年的从警生涯我竟然没有参加过一次您的生日！没有陪您过一次除夕！这遗漏的永远寻不回的亲情。夏日的阳光驱散了坟地里薄薄雾霭，坟头青草上的盈盈露珠在清晨的微风里轻轻颤动着。我在父亲的坟前沉思：举报止于此抑或做“沉默的羔羊”？我甚至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孰死？孰生？岂因祸福避趋之！去北京，去找党的中央纪委！2008年8月8日我辗转接近了潢川站，但广场上警察显然是有针对的设卡，便衣穿插其间，所有都比我预料的更困难。在售票厅附近一名警察犀利的目光突然投向我站的地方，短暂的扫了一下，剑然犹豫柔和下来，接着，他毅然转过身缓缓地离开。这是我熟悉的一名警官。良知其在人们心中。
2008年8月9日道路交通已无法离开潢川了，我只有沿铁道徒步跋涉取道安徽阜阳，我思量着将近200公里路程和怎样绕过重口哨卡。在车站时的一个集市上我购买了食品、药品和简单的农民装束上路了。春秋网http://bbs.cqzg.cn夏日炎炎，路程漫漫，孤单、落莫、凄然。只有偶尔驶过列车的呼啸声把我带回这现实之中。我在一种幻觉状态下机械的前进着，北京啊，北京，你离我有多远？对我身份自由的剥夺及公开向社会大造声势的原因是策划者有计划传递给黑恶势力的一个信息：他们可以对曾经使他们闻风丧胆，恨之入骨的刑警队长大行杀戳之道了。为什么在今日之中国，在证供两无之下有人可以兴冤狱，妄捕妄抓？为什么破坏制度的是执行制度的人？借党之手，借法律之手损害党的形象，是党内败类得逞的法宝。春秋网http://bbs.cqzg.cn我想从司法角度解读一下什么是“信阳制造”？在打击报复方面，我例举下面一组数字：1、7月25日信阳市纪委、信阳市公安局纪委以“领导有签字”为由将我“双规”；2、8月1日信阳市公安局派以“刑侦专家”著称的副局长的姚炳育，纪委副主任胡家斌，被举报人邬晓辉组成对我的专案组，成员达30余人。3、8月3日以会议和行政命令形式要求干警揭发；4、8月3日在没有法律理由之下对我住宅进行非法搜查；5、8月4日对我98年以来在刑警大队任职期间近千卷档案数千万之字材料筛选可资利用处理我的证据。6、多方教唆、引诱，我依法打击处理过的犯罪人，服刑人员及利害关系人对我作伪证；7、拿着提前写好的伪证材料勒逼多名干警签字。再看一看我举报后有关机关是怎样调查的？从以下时间事件看邬晓辉怎样被包庇的：1、2008年3月31日举报材料举报至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刘建国检察长；2、2008年3月31日信阳市委政法委书记高俊峰接到我的举报；3、2008年3月20日、4月10日信阳市委王铁接到材料并作批示；4、2008年6月6日、6月17日河南省纪委接到举报材料；5、2008年6月25日河南省纪委将此件批转信阳市公安局纪委；6、2008年4月29日信阳市纪委书记工作组来潢川调查邬晓辉事件；7、4月7日邬晓辉违法犯罪一案已被查实但调查组声称接领导指示暂不查其他案件；8、举报件泄密：邬得到复印件并可在以后的数月时间里串供和消毁罪证；9、调查机关从接到举报压案5个月未办，至使被举报人串供和消毁证据；从上述两案的调查方法和适用法律程序来看，制造冤案和庇护违法人员昭然若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这样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险锁。一旦具体司法行为被任意干涉或操纵，则有可能成为少数败类兴风作浪、为所欲为的工具。”权利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则会成为侵犯公民权利最利害的工具。今天，信阳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个案，则成为上述论见的缩影；这种社会影响存在于：当司法行为以一种合法形式公开庇护被举报的犯罪人时，它对社会的危害远远比去打击报复举报人更具对制度的破坏性，原因很简单：人们认为制度能保护坏人。2008年8月10日昼夜间，风雨中或栖或行。我如同穿行在荒野里的孤兽，头部的隐伤使我听力下降，我得用双眼来观察存在事物和人们表情细微的变化，这样才可确定我是否安全。从手机显示的短信是确定已进入安徽阜阳市区了，远处的城市在漆黑的夜里冷峻地闪着黄白的光。在公路旁一家单位院子里，找到一个自来水龙头，亦裸着身体用水冲涮着奔波的尘埃。但心中的蒙尘用什么来冲洗呢？我换上了市民的装束，在阜阳火车站一家网吧里向百度网申请编发逃亡日记。这也是我唯一能向公众沟通的渠道。春秋网http://bbs.cqzg.cn2008年8月11日候车室簇拥的人流，人们说话的口型，神态在我眼中象是电视中静音的画面，听觉似乎完全丧失了，如果不是浓浓的方便面佐料味，我不知还昏睡到啥时候。我用鹰一样的双眼判断着周围环境，我看到安检口有来回走动的警察正在查验身份证，我知道，这种例行检查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必须离开。我重又来到售票厅排队购票，我突然想到身无一证能出得了北京站吗？正想着就轮到我买票了，很幸运K308次北京。我紧握着票，看一遍又看一遍我要反复看清那两个字：北京！我心里一股暖流涌起，好像北京近在咫尺！心海里蓦然奏响《北京颂歌》旋律。祖国：我要诉说！
King Kong卡恩要拯救中国足球
9月2号晚上在慕尼黑安联足球场上演奥立佛。卡恩的告别赛，拜仁对国家队。 这场比赛为卡恩精心准备，场面颇为感人。
39岁的卡恩从此告别球门。 时代周报就此采访他，问及今后的打算， 会不会很空虚， 卡恩同学竟然报料自己在亚洲进行守门员选秀活动， 在中国的工作已经展开， 在其他国家如日本， 韩国， 印尼将陆续展开。
Oliver Kahn sucht den Super-Torwart.
希望他不是钱迷心窍， 非要趟这浑水。 再一想， 要是成功了呢， 以后亚洲球队各自球门口都蹲着一个小King Kong, 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
谁是夏虫，何为冰？
转贴：仲维光：《德国之声》中文部“声”从何处来？
【新世纪特稿2008年8月29日】我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道倾向”，及其编辑们所发生的情况是不吃惊的，因为这个中文部从来没有显示出过民主社会的本色。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这些主流媒体驻北京记者所显示出来的对共产党社会本质的敏锐和清楚的认识。
我在德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些年来德国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被一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一些或者本来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毛分子”，或者根本就缺乏学术训练、认识能力、文学感觉的汉学家所搅浑，犹如时下北京的天空，被污染而缺乏能见度。两年前居然有一位占据德国主流地位的汉学家说，他的体会是如今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要比台湾还要好。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台居然曾经有过智力问答的题目是，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是共产党？而“正确”答案竟然是“不是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记者，不仅一位，而且是多位，以及德国其它那些这次到中国去的不懂中文，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记者，都毫不困难地、清楚地看到中国奥运会表面辉煌后面的本质。几乎每一个报道，每一行字中都让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共产党社会，和冷战时期的东欧各国几乎没有两样，中国的情况恐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只有北韩是如此。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实。那种豪华划一的大型团体操；那种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不惜环境，不顾涉及居民死活，不顾一切地渲染、组织、举办的能力；那种无所不在的警察监视；那种作假；那种记者招待会的语言方式，都是以前在有关描述、研究极权主义和共产党问题的文献中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的。这类“能力”民主国家当然只有望洋兴叹。
你不觉可笑滑稽吗？在北京的街上就是问一万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是多么地不正常。如果被当作社会祥和，民众真正的心声来报道，难道不让你哭笑不得吗？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邓小平的镇压曾经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是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事先就预见到，邓小平一定会血腥镇压。事后他对那些对此感到突然的记者们说，只要没有偏见就不会让邓小平的所谓改革迷惑。因为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从来也没有超出传统共产党的范畴。
这同样是为什么德国电视一台、二台的记者，以及不懂中文的、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记者，运动员能够一眼看到中国拥有一切传统共产党国家的特色。其原因是简单的，那就是他们没有带着有色眼镜，能够客观地看那些现象。
为德国的汉学家、德国之声的记者们戴上有色眼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前的一些毛分子可能“生物染色体”中就有这种变异，而张丹红（《德国之声》中文部副组长）们，我认为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维费尔施皮茨的批评是中肯的：张丹红对共产党的赞扬是独一无二的“灾难”，她的脑袋中已经先天地被中国政府安装上了新闻检查机制，“这样的人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
或许如果善意地理解张丹红们：那就是八八年前一直生活在谎言中的张丹红，尽管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依然没有能够动手术摘掉自己的眼镜，改换自己的知识框架，依然生活在谎言中。
因为张丹红居然完全用中共宣传的范式来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推进其影响：
她以中共政府曾经为西藏的建设等做了很多投资，来为中共在西藏的罪行辩护；以中共政府有他的政治底线，来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和封闭网路新闻自由等辩护；以中国时下已经能讨论一些以前“禁忌”的题目，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来为受到国际社会严厉谴责的中共的人权迫害缓颊。
但是，生活在德国的张丹红忘记了，人权和自由问题是最高的价值和原则，任何投资和经济的变化，任何政治借口，都不能作为损害人权和自由的理由！
希特勒德国经济上曾经非常繁荣过，甚至某些德国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当时的繁荣，但有谁敢为希特勒的专制罪行是说项！
“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经济上有了发展”，然而，张丹红忘记了饿死人最多的人灾却是发生在共产党统治的六零年前后；她也忘记了，中国的经济停滞也是共产党造成的。如今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怀疑，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
至于中国时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张丹红则更是无法否认，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说好话”是自由的，在允许的限度内“批评”也是自由的，因为这种批评甚至可以为专制者贴金，巩固无产阶级专制。张丹红们当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落实政策，每一次宽松或者所谓自我检查其实都是如此。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奥威尔《一九八四》中半个世纪前就揭示了老大哥这个特点。
如此简单的事实，张丹红们为何不仅视而不见，而且居然说中共对人权做的贡献，比哪个政治力量都大，或许，我们还不能如此善意地理解张丹红们，她已经绝对不只是生活在谎言中的问题了。
张丹红言论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卑劣。因为她其实非常明白，就是她自己，已经生活在德国，拿着德国护照，给德国政府工作，可有些问题，她绝对不敢涉及，有些话，她绝对不敢讲。因为讲了，她就不能随便回国当座上客了，因为讲了，她的亲属们就会有压力。张丹红更清楚，这种禁忌，就是德国社会的人和机构都不能幸免，例如法轮功问题，有哪个和中国有联系的公司、大学敢于涉及法轮功问题呢？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生活在谎言中的张丹红们，说谎、传播谎言，可以说已经习以为常，彻底失去了脸红的能力！
张丹红指责法轮功触犯了中共所能够允许的底线，问了政治。且不说在镇压法轮功之前，以及镇压初期法轮功学员没有过问直接的政治问题，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的张丹红女士不会不明白，就是法轮功学员那时或者此时问了政治，那也是他们正当的权利。国际人权宣言维护的人权和自由不正是这一点吗？
张丹红女士歌颂共产党对此的贡献真是从何说起！所以，说张丹红女士在西方的媒体上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是那把剪刀阉割过的灵魂和观点，是毫不为过的！！
八九年，历史已经把“共产党”钉在罪恶的耻辱柱上，中国共产党也绝对不会逃脱这个宿命！
有认识张丹红的人为张丹红抱屈，说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张丹红还是好的，据说有两位播音员甚至拒绝报道有关中国异议人士的节目。我不知这是真是假？如果真的如此，在自由世界，民主社会，用纳税人钱建立的这个部门，某些人真的是太放肆了！如果真的如此，也就找到了张丹红为何如此不加收敛地为共产党张目的原因。
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小偷，他吓也会被吓死，他能够存在在于有一个群体。张丹红也是如此。
打开德国之声的博客网页，扑面而来的是一位典型的共产党社会酿造出来的声音朗诵的、被列宁称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如今这种让正常社会的人起鸡皮疙瘩的朗诵及文字，就是在物质主义四溢的中国都不多见了。而这却是在德国——在民主国家的纳税人的钱养的电台上，朗诵民主的敌人，一生自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的高尔基的作品。
《德国之声》中文部是红色渗透，还是渗透了红色，实在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然而，说到最后，这一次最有意思的是，奥运会结束了，几千位德国人从中国回来了，给与张丹红和《德国之声》中文部痛击的竟然不是别人，而正是她歌颂或者说为止辩护的中国政府。
一场奥运会下来，任何欧洲民众都看到中国政府在对待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各种宗教信仰和法轮功学员方面，在新闻封锁上，在无处不在的警察管制上，中国和以前的希特勒德国、东欧集团各国一样，仍然是一个毫无人权自由的、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驳斥更有说服力呢！对于十余年来为中国共产党政府说项的人，不只是一个耳光，简直就是一个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不会因为张丹红们的“辩护”，这些吹捧者们在西方的生存而收敛自己的！
据说，张丹红受到停播处分之后，感到委屈，一些人也为她受到处分而攻击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虚伪。
张丹红们有什么委屈的呢，这不正是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表现吗？你发表了有损于人权自由最高价值的言论：你的言论助长了中共对于藏人、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的迫害；你在民主社会的媒体上如此把谎言当真话来说，那就要允许别人质疑和批评。和那些受到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比，你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你还是可以自由地发表你的看法。至于有效地行政上的扼制，那是因为这是民主社会，你化的是纳税人的钱，却损害了雇佣你的部门的最高原则！你到德国的亲中共的公司或单位工作，就不会如此了！
2008-8-29德国·埃森
德国与中国，夏虫不可语冰
自今年三月，“中国”成为德国媒体上超乎以往的常见话题，讨论的范畴从历史文化到社会经济到自然环境再到人权政治，算得上面面俱到。但这大部分都是从德国人的视角出发，这样的看法究竟是否可靠，中国人到底做何反应，德国人自己也很关心。正如，张丹红曾经作客的那期ZDF访谈节目里主持人Ellner问到的那样：“中国人能够理解来自德国的批评吗？”或者说：“中国人有没有机会去了解德国人的不满和恐惧—？”（…, die Menschen in China, die Kritik der Deutschen verstehen, nachvollziehen können? …, gibt es eine Chance für Chinesen zu verstehen, dass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ärgert, und immer noch ängstigt?）
关于中德之间的舆论口水战，Ellner的问题终于切中关键。遗憾的是，张丹红女士在访谈中没能给出正面回答。
事实上，近一两年来德国媒体对中国的一系列报道都让在德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感到一种来自德国社会的强烈敌意。对于种种有关中国的批评，大家的感受也十分矛盾，一方面，针对环境污染，社会公正，言论自由等等议题，他们批评得切中要害，很有道理；另一方面，中国被德国媒体塑造成一个惨无人道的独裁国家，并且环境污染，经济失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由于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严格控制而被洗脑，备受迫害而不知/无法抗争。
面对这样的矛盾感受，华人当中常见的反应也趋于两极：一是强烈的情绪反弹，认为德国就是仇视中国，害怕中国发展并进一步同他们争夺资源和市场，于是以民主人权等等为借口，在国际社会排挤中国，阻挠中国的前进；另一种是倒向德方立场，认同“在ccp的领导下中国没有明天”的观点，看衰中国的未来。
综合上述两种看法，可以很明确的回答Ellner的问题，很遗憾，答案是：Nein!
对于在不同程度上认同第一种看法甚或观点中立的中国人来说，德国人究竟为什么批评中国，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恐惧，这是很大的疑问（对于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来说，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ccp统治下的奴隶和笨蛋。）
而对于德国人来说，中国人为什么难以接受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他们的批评如何会适得其反，也令他们困惑。
作为一个中国人，想要弄明白德国舆论批评中国的真正原因，就必须抛开情绪化的被迫害妄想，理性分析德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及其背景，并客观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不足，正确理解双方在基本价值上的某些差异。
先说说德国为什么批评中国。
答案很简单，因为重要，中国的走向将会影响到德国的前途。地球只有一个，而中国人口众多，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影响力日渐扩大。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很多问题，如能源，环境，经济，已经不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会影响到全球布局的世界性问题，所以中国的走向至关重要。中国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大家自然希望它能够“健康”的发展，开放，透明，遵守西方自由民主的规则，与众人同玩一局棋。遗憾的是，以德国的标准观察当今中国，无论从任何角度，怎么样看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健康”，就要批评，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道义。
中国的“不健康”再乘以中国的尺寸（人口／地域），它就变成一个十分难以预测并且可怕的国家。德国人对于中国的一些“不健康”之处格外敏感，因为他们自己曾有过相似经历。张丹红说Merkel把中国当成大一号的东德，这种说法颇有不妥。如果多跟德国人交换意见，就会发现，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今日中国的一些表象更容易令他们联想到纳粹时期的德国。Nationalsozialismus- 民族社会主义，这样的全称听起来并不可怕，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带领德国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它也令德国陷入一种集体疯狂，并最终给全世界带来巨大危害。德国人对于自身在二战中的责任始终不能释怀，也因此对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有一种近乎矫枉过正的警惕。对于德国人来说，万人集会整齐划一地高呼口号是一种梦魇，所以看到中国人的团体操表演就令他们感到恐惧，他们怕得是中国有一天会象当初的德国一样，走向民族社会主义，并终将给全球带来危害。
德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唯一”道路，而且近百年来的世界发展局势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背离民主和自由，不但是它的国民自身的不幸，更会对全世界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这样的价值观，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论最终是否接受，都应该理性的对待，认真地思考。
再说中国人不接受德国舆论批评的原因。
首先，中国不是德国。德国人犯得过错，有德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诱因。而中国有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纵向看中国，总体来说，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主动挑起战争发动侵略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当今中国表现出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并非西方理解的那种单纯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随着三十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并不是如同西方以为的那样普遍被政府洗脑，并毫无选择地单纯的信任政府的一切宣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对于官方媒体的信任度远远低于德国大众对于德国媒体的信任度。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日趋多样，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交流空间里，越来越难找到对于某一社会／政治事件的压倒性的一致看法，人们更愿意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发表不同的观点。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分化，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想要操控大多数民众，即使对于ccp来说，也已经不再是一件无成本的轻而易举的事。再说到民族主义，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的确需要再认真探讨，但汉族本身就是千百年来多民族融和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汉族甚至包括不同人种，所以所谓 的民族主义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传承上的自豪感，与德国的“人种优越”论有着本质的区别，非战争状态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种族清洗，德国人干过，不意味着中国人也会这么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关于“健康”国家的道路，是不是只有西方自由民主这“唯一”的一条，中国人的确自有看法。自由和民主诚然是好的，司法独立，依法治国，言论开放，社会公正，这些也都是必需的，但这一切是不是必须依靠西方式的选举制度来实现，选举与民主是否能够画上等号，这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中国要前进，有没有推动ccp发挥其正面功能的可能性，走一条能够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的道路，这些都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西方的制度固然有其可取之处，却不意味着就要全套照搬，一切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办。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希望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可能不是西方人希望的那一条，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却是自己的选择，总要试一试。
中国人抵触德国舆论批评，除了价值观的差异，德国舆论所采取的方式也很需要反思。德国舆论批评中国，言辞之间往往直接而犀利，并且带着得道智者指点无知小儿的傲慢，这样的态度往往令人难以接受。而有些事情，毫无技巧的批评反而触动了中国当局的敏感神经，令其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甚至倒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本次奥运，今年三月四月的风波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火炬传递受阻和随之而来的一面倒的谴责令官方对于奥运的态度由开放转为戒备，而随后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均以“不出事”为重心，开放与交流退而其次。这对于中国民众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对于西方社会恐怕也是事与愿违。
总而言之，德国媒体和中国舆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各说各话（Helmut Schmidt那样成熟的政治家和Frank Sieren那样了解中国的资深记者在当今德国实在是凤毛麟角），正如张丹红的那期访谈所展示的那样，双方的讨论少有交集，更谈不上相互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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